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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信奉“卧榻之侧其容他人安睡”原则的历代君主来说，如何在巩固中央政权的同时，用最小的代价减除华夏土地上的其他竞争者，是一件自上任伊始就必须时刻考虑的问题。

要知道，即便是在祖上亲自分封的同姓和异姓王中，也不乏枉顾皇恩、揭竿造反的存在；为此，大概只有逐步收回他们手中的权利才能让君主过得安稳一些。

为解决汉高祖时期遗留下来的王国问题，汉武帝刘彻实施了推恩令；这项被誉为千古“第一阳谋”的政策也不负众望地成为了巩固汉室江山的一大“功臣”。

一：推恩令的实施背景

作为一项以“推恩”之名行“削藩”之实的政策，推恩令的出现与西汉政权所面临的内政危机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密切联系

。

从政局形势来看，汉高祖时期遗留下来的王国问题已经到了解决的最佳时期。

最早可以追溯到楚汉争霸阶段的王国问题其实是西汉政权为赢下项羽顺利建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如约分封了7位在战争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势力代表为异姓王；按照约定，这些异姓诸侯享有广袤的封国土地，全权掌控“自家领土”上的政治军事大权并享有极高的自治权限。

刘邦即位后，这些

“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规，僭越天子”

的国中之国却逐渐成了汉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为了将隐患扼杀在萌芽中，中央政权边以谋反之名对异姓王进行清剿，边将宗室子弟分封至各地，

并以白马之盟定下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

只可惜，汉高祖的“家天下”计划不仅事与愿违，还给后世子孙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虽然在推行郡国并行制之初，汉朝政府也制定了诸如封国郡县交错，封国诸侯无权调动军队等约束性法律；但从《史记》记载来看，汉初54郡中有近40郡都处于同姓诸侯掌控下的实际情况，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权利。

到了文景时期，部分实力不断壮大的诸侯国逐渐成为了政权稳定的一大威胁。

据《诸侯王表》记载：

“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

这种情况下，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开始谏言君主削弱诸侯实力，只不过当时各地诸侯的实力还相当强大，所以削藩政策不仅没成功，还引发了“七国之乱”这样的严重后果。当然，也正是“七国之乱”让汉武帝坚定了解决这个麻烦的决心。

从经济形势来看，文景年间的休养生息政策提升了中央政权的实力，也让汉武帝有“本钱”与地方诸侯一较高下。

相较于百废待兴的西汉初年，汉武帝时期的大汉帝国可要富裕得多了；这种经济富足与文景二帝所推行的黄老之学和休养生息政策存在必然联系。

文景年间，中央政府通过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实现了对百姓的安抚，让国家从动荡之中逐步走了出来，也让中央政权的整体实力得到了一定提升。

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稳定，百姓大多安居乐业且感恩朝廷推行的种种仁政，短时间内爆发农民起义的概率不高，汉武帝才敢于实施推恩令，以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对诸侯权利进行削弱。

从思想层面来看，儒家学说的兴盛为汉武帝掀起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与走温和中庸路线的黄老之学不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绝对是更适用于大一统王朝统治需要的。

由于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说着重强调了君权的至高无上地位，相当契合统治者巩固中央集权的愿望，所以汉武帝也将儒学确立为了汉朝的“官方正统”思想。

随着儒家文化广泛传播，天子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各地诸侯王的“统治地位”也受到了一定程度冲击，这为汉武帝实施推恩令创造了舆论氛围，让此次“削藩行动”更容易被各阶层人士认可。

从推恩令的实施背景不难看出，这一政策既是稳定国内局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汉武帝个人雄心壮志的一种体现；在经济形势良好，思潮舆论就绪的情况下，推恩令的出台成了一种“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它用一种“阳谋”的方式实现了对王国问题的温和化处理。

二：推恩令的内容与高明之处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记载：

“其后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魏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从推恩令的内容来看，这项政令的突出之处在于动摇了从西周时期延续下来的嫡长子继承制，让那些原本无望继承“家业”的宗族子弟也能享受祖上的荫蔽。

众所周知，宗法制传统下，封地上的一切权利和资源都是归属嫡长子一人的，其余嫡子跟庶子基本上捞不到什么好处，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很快就会沦为空有贵族之名的落魄普通人。

但推恩令的实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按律法规定，诸侯国内的嫡长子继承制保持不变，但藩王其余子嗣也能分到领地内部的一小部分土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建设自己的统治集团。

之所以将这项政令定性为“推恩”，主要是因为非嫡长子的宗室贵族享受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优渥待遇；要知道，不论某位诸侯的嫡长子是否有才干、有能力管理好这片封地，“废长立幼”都被古人视作一种有悖礼法的荒唐行为。

因此，即便是对非继承人中那些表现优秀，更获偏爱的孩子，诸侯王也很违背礼法给他们留下点什么。

但推恩令的颁布改变了这一情况，它赋予了嫡长子之外的其余宗室成员同等的“遗产”继承权，让他们能以诸侯国内小藩王的身份继续生活下去，而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能郡县内享有自己的一番天地，过上至少衣食无忧的生活。

推恩令的“高明”之处在于，各地诸侯明知中央是想通过不断分封土地来削弱诸侯的实际控制范围，让他们的权利不断减少，但却无法拒绝政策的“诱惑”。

对权益受损最大的嫡长子来说，拒绝实施推恩令意味着两个“大麻烦”：

其一是公然与天子作对可能招致的清剿；其二则是国内兄弟的叛乱与倒戈。

就第二点来说，虽然嫡长子的继承权仍然是最受保护的，但面对数量众多的兄弟手足，“孤军奋战”的嫡长子也是没可能与之抗衡的；相较于把同胞兄弟逼上“造反夺位”的绝路，牺牲一点利益换取安稳就成了他们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

对时任诸侯王的现任掌权者来说，摆在眼前的问题也是同样的。

首先，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决定了诸侯王不可能只有一个子嗣；毕竟没人知道一个孩子能否顺利成长到接手封地的年纪，相较于在无后的情况下不得不将手的权利全部交还中央，牺牲子孙部分利益是更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其次，则是汉武帝时期的诸侯国已经不具备威胁中央的实力了，拒不执行推恩令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毕竟绝大多数宗族子弟都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站在中央一边。

相较于直接削藩这种必然会遭到强硬反弹的政策，让人难以拒绝的推恩令无疑是一种更温和、周期更长的“死刑”。

当每个宗室成员手中的权利越来越小，散居各地的诸侯难以再对中央构成威胁之时，中央政权也将露出它的“獠牙”，用最小的代价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三：从推恩令的成果看汉武帝的高明之处

由于推恩令的实施并未直接加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所以即便各诸侯国都很清楚这项政策的利弊所在，汉武帝还是借推恩令实现了从内部分化瓦解诸侯势力的小目标。

为了进一步削弱各地诸侯势力，避免他们联合起来挑衅中央，汉武帝还出台了左官律跟附益法作为补充，严禁诸侯之间过度往来，严禁诸侯与地方官员产生太多交集。

这些法律的出台可以说是进一步“掐灭”了列侯集团壮大实力的机会，让他们只能本本分分地在地方“养老”了。

而这还不算完，为了加速诸侯国瓦解，将地方的财政大权重新收归中央，汉武帝还以“酎金夺爵”之名一口气罢免了上百名列侯，将他们手中的封地尽数收回。

如果说推恩令是一项光明正大的“阳谋”，那么之后这些政策就是实打实的“以势压人”了；从中不难看出，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原则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在保证中央对地方绝对优势的基础上，将王国之乱消弭于无形。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